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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级地震震不垮希望小学的“秘密”
2008-09-20
     新学期开学,欣闻汶川地震灾区百所抗震希望小学投入使用。爱心不泯,希望永存。谨以此文献给关心支持希望工程的各界爱心人士,献给坚守希望工程理想的中国青基会工作团队,献给参与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NGO和志愿者。
 
    汶川大地震中,最令人不忍卒睹和悲愤的场面莫过于校舍垮塌、数千名学生惨遭灭顶之灾。而 “史上最牛希望小学”—刘汉希望小学在8级地震中没有倒塌、483名学生和教职工无一伤亡,让这个学校的捐建者成了公众心目中的英雄。还有一所与垮塌的北川中学仅一墙之隔的中科院北川希望小学,教学楼在地震中剧烈摇晃而岿然不动,被网民称为“震不垮的希望”、“更牛的希望小学”。
    四川全省共建有希望小学400多所,其中中国青基会直接捐建了172所,其余是由省青基会捐建的。从发生地震那一刻起,我每天都在打听希望小学的消息。一天,我妻子从中国青基会网站看到某所学校垮塌学生伤亡的报道,误以为是希望小学,不由分说用手机发来讨伐檄文,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我也羞愧难当,回复认罪:我该死!人民日报朋友祝华新问我,如果这次希望小学也有垮塌和死人,你打算辞职吗?我答:已经不在青基会供职,无职可辞了。但我会一辈子心里不安宁的!
    到四川灾区后,终于从四川省青基会秘书长陈燕琳那里得到确定消息:全省400多所希望小学特别是震区146所希望小学都核查过了,没有因校舍垮塌死亡一人。也就是说,除在撤离时遭遇泥石流等原因发生过学生伤亡事故外,希望小学所建校舍都经受住了地震考验。上帝保佑!我终于彻底舒了一口气。面对8级地震, 146所希望小学少说6万多师生,没有因校舍垮塌死人,除了说明建筑质量过硬外,或许与校舍幸好不在地震断裂带上有关。我在绵竹汉旺镇看到,在地震断裂带上,连石头山都被劈成了两半,何谈人工建筑?希望工程是由千千万万人的爱心凝聚而成的,不正是善有善报么?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我,问及希望小学在地震中基本完好的原因。我说很简单,一是资金足额到位,二是全程监督。这是所有希望小学经受8级地震而不垮的"秘密"。之所以要给秘密加上引号,盖因这两条不过是常识而已。正如刘汉希望小学捐款人刘汉所说:“我们只是按图施工,老老实实地盖了这个学校。做人做事要凭良心,要干就好好干”。
    希望小学建校资金并不大。中国青基会过去的劝募标准是20万-25万,要求地方政府匹配至少一半。建校管理有一套严格程序,先审查建校申请报告,主要包括是否符合贫困地区建校的条件,规划预算是否合理等。原则同意后,由青基会与县人民政府签署建校协议。协议规定,政府匹配的资金先到位并开工建设,根据中期报告,青基会拨付第一期50%资金。工程全部竣工后,青基会审核县级人民政府提交的《希望小学援建项目竣工报告》(包括学校竣工照片、审计报告、工程监理报告、工程质量检验报告和施工单位工程款收讫证明)后,才下拨另外50%建校资金。这种拨款程序的设立是基于教训。希望工程实施初期,我们在学校开工前就把全部建校款一次性拨付下去,结果出了问题。某县一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建的希望小学,政府匹配资金没有到位,学校建到一半停了下来。任你怎么交涉、任你拿出“有损国格”的道理来,县里还是摆出一幅“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架势。无奈,中国青基会只好另外找来16万捐款把缺口补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来考察之前把学校盖成。这种错误我们决不犯第二次。
    希望小学的建设过程,监督是全程、全方位的。首先是捐款人的监督,他们不仅要看捐款落实结果,有的还直接参与了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如刘汉希望小学。青基会是希望小学建设的问责主体,希望小学出现任何问题,第一责任人是接受捐款的青基会。所以青基会在希望小学建设中不仅要保证资金安全,还要进行建设质量的全程监督。中国青基会的捐款都是经由省级青基会拨付的,因此省级青基会需要承担直接的监管责任。这次我特别赞扬四川省青基金会秘书长陈燕琳:谢谢你们监管得力,在地震中希望小学校舍不倒,希望工程招牌不倒!最让人放心的是香港苗圃行动在四川捐建的61所希望小学。苗圃希望小学建设过程除了青基会的监督,还有苗圃行动作为香港筹款机构直接参与的监督。苗圃行动把每所希望小学的设计图纸都拿到香港请专家审查,工程竣工后除了专业质检部门的验收外,他们还要派出由志愿者组成的验收小组到现场验收。我参加过一次苗圃希望小学的验收。验收小组带着皮尺,丈量每一个教室和走廊的面积,既要检查质量,还要防止工程人为“缩水”。
    希望工程的“上帝”是捐款人,没有捐款人的信任和支持,你就得“砸饭碗”。做希望工程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一天,我走进财务部,看到桌子上摞得老高老高的汇款单,拿起来沉甸甸的。我对财务人员说:“这里倾注了多少人的感情和期望啊!如果管得不好,捐款人吐一口唾沫都能把我们淹死!”为了从制度上杜绝腐败,青基会设计的筹款项目都是定向资助,每一笔捐款的使用结果都要向捐款人交代,每一笔捐款背后都有一双监督的眼睛。还有,县级人民政府作为希望小学项目的落实者,管理监督也很严格、很谨慎。一位西部地区的县长对我说:“希望工程的捐款每一分钱在我们眼里都像磨盘那么大。地方再穷,也不会对希望工程的钱动非份之想”。
    令人自豪的是,希望工程从1989年启动到今天近20年,全国青基会系统用海内外捐赠资金建设了13000多所希望小学,没有发现一起贪污案例。曾经出现过延安宝塔区“希望小学豆腐渣工程”的报道,经查那是捐款体外循环造成的。捐款人不了解希望工程的管理规范,直接把钱捐到区里,用希望工程的名义建了学校却没有受到任何一级青基会的监督,结果非但工程成了“豆腐渣”,还查出了贪污问题。严格地说,在这件事上,中国青基会是可以追究有关机构法律责任的。因为早在1995年我们就注册了希望工程服务商标,任何机构包括省级青基会都必须经过中国青基会的商标使用许可授权、签署协议才能接受希望工程的捐款。如果省级青基会违反希望工程的管理规范,就将被取消从事希望工程活动的权利。好在这样的事故并没有发生。
    中国青基会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团中央,希望工程一向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两次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名义捐款,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界和公众参与希望工程的热情,也是对我们的极大鼓励和鞭策。有人认为,希望工程这么“火”的原因是有政府支持的背景,或因政府支持而质疑其民间性和纯洁性。在我看来,政府背景和支持可以成为民间组织发展的有利条件,只要你能够把握政府职能转变的机遇,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中社会需求的新变化,遵循民间组织运行的规则,公开、透明,规范管理,就有可能把政府支持、社会关注和弱势群体需求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在资源动员上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就如希望工程,干了20年,想停都停不下来。当然话又说回来,政府背景与呵护并非全然是好事,也可能成为民间组织发展的包袱。如果你习惯于依赖行政资源,不愿“断奶”,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不消除,体制内的好处又得不到,结果就会先天不足,后天不良,总也长不大,或长得不伦不类。结果既有负政府的信任、群众的期望,又损害了民间组织的名声。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这样的机构着实不少,在整体上拖累了民间组织的发展。
    从希望工程创立开始,由于团中央的正确指导和方向把握,基础打得很坚实。在《叩问天人之际—徐永光说希望工程》(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有一段文字,记述了三位希望工程的奠基人、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的故事。也许可以从中窥见希望工程的发展密码,故现照录于下:
    “(中国青基会)第一任理事长是刘延东,她又是团中央常务书记和全国青联主席。她对于初创中处于困难时期的青基会的工作推动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动用了许多资源。希望工程的第一笔捐款就是她从革命老人帅孟奇手里接的。由于她的努力,在书记处的全盘工作计划中,希望工程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说起延东,中国青基会的老同志无不深怀敬意。
    在创办中国青基会之前,我是团中央组织部长,刘奇葆是分管组织的书记。可以说,我们两人是中国青基会最初的‘合谋者’。我之所以能够顺利转向团中央事业开发领域,是与奇葆的果敢判断和支持分不开的。他向团中央建议,由他担任事业开发委员会主任,我当副主任。那是在1988年5月团十二大过后没几天。在青基会成立之后,奇葆分管青基会,他不是停留在一般性地领导和指导,而是以他对事物的洞察力和政治上的敏锐为青基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和寻找正确的战略位置。比如提出希望工程‘民办公助’的方针、确立中国青基会在整个共青团工作格局中的地位等。作为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奠基人,奇葆同志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即使在离开团中央之后,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事业的发展。
    李克强在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后,把希望工程作为共青团改革的成功范例,经常强调要像希望工程那样把共青团活动事业化。他既把握方向,又给了我们一个宽松的发展空间、比较大的自主权。当然,我们也不给团中央添麻烦。克强对希望工程的最大贡献还是在加强管理和建立监督机制上。他多次对团省委书记讲话,敲警钟,泼冷水,把话说得很难听,让全团把希望工程管理的弦绷得紧紧的。希望工程的一些重要的管理制度出台,都是他亲自督办的。在李克强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任内,是希望工程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的时期”。
    还有一段插曲:一次我找克强,请书记处批准什么事。克强说:先把希望工程管理制度拿出来,再讨论此事。为了锁定希望工程管理不出问题,他不惜给我提“交易”条件。在我的记忆中,团中央只发过两个有关希望工程的文件,一个是转发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管理规则,一个是与国家审计署联合发出对省级青基会进行希望工程捐款年度审计的通知。
    希望小学的概念是克强发明的。《李克强与他的七个引路人》一文(《中华儿女》)对此有准确的描述 :“1990年3月,李克强作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考察组,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春风未融的冰雪,来到安徽省金寨县这个当年刘邓大军战斗过的地方,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老区的现状震撼着李克强等考察组同志的心灵,也更坚定了他们实施‘希望工程’的决心。李克强说:‘希望工程’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要用这炭火燃起老区孩子的希望”。
     从上述故事中,人们不难找到希望工程在此次地震灾难中经受住考验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下面的安排则属巧合:在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战斗中,克强担任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延东是分管教育的国务委员,奇葆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省"5•12"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长。看到他们在地震灾区与人民同赴国难的身影,我十分感慨:希望工程在走过20年的艰苦发展道路之后,如今是在一个特殊的考场向世人、也向几位奠基人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凝聚着社会爱心的震区146所希望小学在死神魔爪下撑起了孩子们的保护伞,希望小学的师生与灾区人民共同谱写着感天动地的生命光辉之歌。5月19日,在大地震后第七天,社会捐建的第一所抗震希望小学在绵竹的遵道镇落成,还有百所正在赶建中。它是抗震救灾社会爱心大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彰显着生命伟大,爱心不泯,希望永存……。(徐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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