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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改变命运
2004-12-28
    曾龙,这名从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里走出来的第一批受希望工程资助的贫苦孩子,2001年夏天以全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同年底又获得“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曾龙说,如果不是知识的力量,我还会在大山里面彷徨。      
    在曾龙看来,自己今天取得的成绩,要归功于希望工程。因为“希望工程资助的都是贫苦孩子,受希望工程资助,更多的是对所有在贫穷中求学的孩子的一种激励”。  
    曾龙家所在的金寨县南溪镇位于大别山西部。“我出生的时候,家里有7口人,母亲还长年有病,就靠父亲在家种几亩地。”直到曾龙上初中时,7口人还挤在三间草房里。“那是我们镇上最后的草房,最难的时候,家里连大米都不够吃,一家人就吃红薯。”曾龙说,“大人的衣服改给小孩穿,两个姐姐穿过后才轮到我,补丁摞补丁。”  
    因为贫穷,到了上学年龄的曾龙只能在家放猪,直到1989年,父亲勒紧裤腰带,靠借钱让曾龙上了学,“父母亲都是文盲,吃够了没文化的苦,他们一直希望我能成才”。尽管如此,曾龙的两个姐姐先后辍学,为了弟弟,她们只能出去打工,接济家里。  
    幸运的是,1990年,曾龙所在的南溪小学成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1991年3月,他又成为首批希望工程救助对象。“这是我一辈子都会感激的事”曾龙说。  
    曾龙的家离学校有10多里的山路,因此,每天早晨5点多,他就得起床赶路,无论刮风下雨。“其实我也不觉得远,而且家里穷根本不可能住校。”就这样,他居然没有误过一次早读,中午就靠些干粮充饥,晚上等到晚自习结束后,再摸黑回家吃饭。高二那年暑假,为了准备全国化学联赛,曾龙在实验室泡了一个月,有一次为了验证一个化学原理,错过了实验室关门时间,竟被管理员锁了一天。要不是父母急着找他,曾龙压根就不知道自己在实验室呆了多长时间。  
    我去清华上大学之前,曾龙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金寨县城。才到北京的时候,曾龙的感觉是有点眩晕;而当他进入清华园后,一种自卑感油然而生。因为自尊心的缘故,曾龙吃饭时通常不和别的同学在一起,而宁愿和另一名家境差不多的同学在一起。“我现在每个月的生活费有250元,够了。其实学校的伙食不错,一元钱就能买一份肉,倒是素菜有点贵”。  
    曾龙说,“我学的专业是核物理,在别人看来比较神秘,实际上非常有趣。”曾龙不想出国,他说即便自己出国了,也会回来。现在,他的梦想是毕业后继续深造,成为一名学者。      
    曾龙对帮助自己的人满怀感激。“因为希望工程,我获得了求学的机会;而知识,则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我获得的奖学金和做家教的收入已经能够养活自己,我希望我省出的助学金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也许,在一些人的心中,回报是可有可无的,但在我心里,回报社会是我一生的追求。”瘦小但充满自信的甘明华如是说。  
    1981年,我生于望江县一个贫困的农家。两岁时,爸爸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不幸去世了,4岁时,妈妈改嫁他乡,可敬的爷爷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大并把我送到学校,不幸的是,在我8岁时,爷爷撇下我撒手而去,我成了一名无家可归的孤儿。靠希望工程的资助,靠乡亲们东家一口西家一顿,我才读完了小学。1995年,安徽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极度贫困而面临辍学的我送到大同希望学校(中华育孤学校)读书。那时我刚14岁,上初二。在那里,我和许多像我一样的孤儿一起完成了初中、高中学业。2000年高考时,我以超过重点院校分数线30多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合肥工业大学。  
    从大同希望学校到现在的七八年里,无数个好心人一直给予我无私的关心与帮助。讲到这些,甘明华的眼里噙满了感激与感动的泪水。  
    在大同希望学校读书期间,我获得了全国“希望杯”数学竞赛大奖。在合肥工业大学,我以优异的表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评了四次奖学金,我获得了四次,其中一次特等奖、一次一等奖、两次二等奖。我的努力同样也获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誉,省级三好学生、校“十佳”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还有“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提名奖”等荣誉接踵而至。  
    “进入合肥工业大学后,我获得的奖学金和做家教的收入已经能够养活自己,我希望我省出的助学金能够帮助更多的人。”甘明华说。从他的同学处了解到:“每个假期,甘明华都不回家,往往带几份家教,他的奖学金和做家教的收入,除了生活费和买一些学习用品外,剩下的都资助了他在大同希望学校同是孤儿的同学和校友。他的一名同学上大学,他总共资助了四五千元,低他一级的校友去复读,他寄去500元……”  
    也许,在一些人的心中,回报是可有可无的,但在我心里,回报社会是我一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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