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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希望工程,点亮千万双“大眼睛”
2015-05-19
    中国还从来没有一项公益活动,得到民众自发的支持这么广泛,持续的时间这么长久,覆盖的地域这么辽远,而受益的人群又如此众多。
  25年前的5月19日,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大别山中的金寨县南溪镇落成。如今的金寨县希望小学第7任校长陈德武告诉记者,这所被冠之“中国第一”的希望小学落成时,没有举行任何庆祝仪式。因为工期紧迫,当时学校已经开学,希望小学一造好,就赶紧让学生搬进去上课了。这不但可以看出当年大山里的民风淳朴、政风清明,更折射了希望工程对大山里的孩子是何等的紧迫!
  日前,记者走进这座位于群山环抱中的南溪镇金寨县希望小学。在名为“爱心楼”的主教学楼一楼大厅的墙上,见到李克强总理当年亲自来金寨选址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时的照片。去年的10月28日,金寨县希望小学收到了李克强总理的回信,他在信中说:“希望工程向世人传递出一种积极意义: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一点,你们学校走出的希望工程培养的第一位博士生张宗友、‘大眼睛’苏明娟便是很好的例证;尤其可贵的是,希望工程在很短时间里,汇聚起海内外四面八方的爱心涓流;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是建设社会最富感召力的道德力量。”
  中国青基会副秘书长王旭东日前告诉记者,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07.25亿元,累计资助支出99.19亿元,资助学生518.85万名,援建希望小学1.8642万所,援建希望工程图书室2.18万套、希望厨房4111个、快乐体育7106套、快乐音乐和电脑教室各1000多套、快乐电影610套。
  本报的这组报道,既关注希望工程过去是如何给千千万万个“大眼睛”苏明娟一样的农家孩子点燃了希望;又关注九年义务教育在乡村已基本普及的今天,那一双双农村娃的“大眼睛”又在期盼什么?中国的希望工程又面临着怎样的转型升级?
  
    大山深处,可享远程教育资源

  如果没有到过大别山,就难以理解金寨县的前世今生。
  “我们金寨有句老话叫‘没有田没有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山上的竹子、板栗和茶叶。”金寨县团委办公室主任詹越告诉记者,“直到现在,我们金寨还是国家级贫困县。”
  完全可以想象,从农耕经济起直到隧道和高速公路开通前的漫长年代里,大山深处的金寨,就连农民吃的粮食也要从山外买进来,而竹子、板栗和茶叶又要沿着盘山公路一点点长途贩运出去,这是何等的艰难。
  南溪是金寨的第二大镇,金寨县希望小学是南溪镇的“标志性建筑”,校名由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5层高的主教学楼“爱心楼”,可容纳24个教学班,现有1600多名学生。
  在此任教28年的数学老师徐烈山亲历了该校的变迁。他告诉记者,金寨县希望小学建成前,南溪镇小学坐落在镇上的“彭家祠堂”里。土木结构的“彭家祠堂”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已经有六七十年历史,屋顶是黑的小片瓦,窗户上装不起玻璃,只能糊一层牛皮纸。学校没有电,逢阴天,教室里一片黑,学生都看不清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啥。学校连买粉笔的钱都缺,每天值日生擦好黑板后,要把擦下来的粉笔灰收集起来交给老师。老师再将粉笔灰加水调匀,注入事先准备好的掏空的小竹筒,晒干晾好,“土造粉笔”还能用……
  那时,乡间孩子失学的不少,尤以女生为甚。要是家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总是男孩上学,女孩放弃。全校500多学生分成10个班级,一个班级50多人,女生多的十来个,少的一个也没有。可见在经济和教育双重落后的环境里,女孩是最大的受害者。学校没钱买课桌椅,学生上学要自带桌椅板凳。老师批改作业也只能点煤油灯,一毛钱一支的蜡烛都点不起。老师还分公办民办两类,公办教师月工资16元,民办教师是在生产队计工分的,到年底算下来一个月也只有十来块钱。
  1990年5月19日,新建成的希望小学虽然只是一排二层小楼,但已经是“旧貌变新颜”式的巨变。教室窗明几净了,农家孩子第一次透过玻璃窗眺望远处的大山,开始梦想大山外的世界。
  2004年,在昆山大唐集团等社会团体和爱心人士的捐助,以及政府出资扶持下,金寨县希望小学再次改建,主教学楼建筑面积达2500平方米。县委、县政府还制定并落实了《金寨县希望小学规划及建筑设计方案》,又陆续新建了综合楼、学生公寓、食堂和教师周转房。25年来,该校共收到社会各类爱心捐助1000多万元。上月,高敏、杨凌等11位奥运冠军走进该校,不仅捐助了学校,还每人资助了一位贫困学生。他们兴致勃勃地参与了乒乓球、拔河比赛,与学生相处得其乐融融。
  采访到5点多,正是下午的最后一堂活动课。学校的前操场上,姚明的“姚基金”推出的“快乐篮球”吸引了一大群男孩,欢蹦乱跳;后操场上,学生鼓乐队的小指挥一脸庄严,鼓乐队随着她的指挥棒金鼓齐鸣;教室里,全县统一安装的“班班通”网络视频系统,既可上网选择远程教育课程,又可享用影视资源,“米老鼠”和“唐老鸭”逗得一年级学生哈哈大笑……
  陈德武校长告诉记者,25年来,希望工程和社会爱心人士共资助了该校650余名贫困学生,已有多名毕业生跨进了清华大学的大门。
  
    走出大山的人,还要爱大山

  金寨不是只有南溪镇一个希望小学,金寨县主持工作的团县委副书记朱成亮说,68万人的金寨县,共有希望学校124所,其中小学118所、中学6所,还有希望业余体校1所。
  25年来,在各级政府和青基会的关心,老将军老红军与部队的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爱心帮扶下,全县共筹集了希望工程善款6000余万元。该县希望工程累计救助各类贫困学生10万余人,款物达2000余万元。希望工程优秀受助生曾龙、姚文友勇于挑战贫困,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团中央授予“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
  金寨人引以为豪的还有当年摄影家解海龙拍的“大眼睛”苏明娟。从安徽大学金融管理系毕业后,她已在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工作了10年,如今已组建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我记得解叔叔来拍照,是在1991年2月,刚开学不久。那时从梅山镇到桃岭要先坐船到梅山水库下,再走十来里山路。我和同学一起去上学,走过码头,正遇上他从码头下船。我才一年级,长得又矮小,落在最后面,解叔叔走着走着就注意到我了,跟我到了张湾小学。”身着藏青底小白花上衣的苏明娟,给人的感觉朴素清新。
  “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解叔叔拍了我,解叔叔也不知道我的名字。3年后,直到1994年有个叫李万的解放军给学校写信,还寄来了有我照片的报纸。他说请学校帮他找找有没有这个小女孩,如果真有其人,他愿意资助她到小学毕业。3年前的事,老师也一下子弄不清是谁了,就让同学自己认。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我啊,因为照片上的红格子衣服,是我妈妈缝制的。那件衣服我特别喜欢,打了补丁也不舍得扔,就回家把那件衣服找出来给老师看。老师一对比,真的就是我。”
  苏明娟就这么成了希望工程的标志性人物。中学、大学期间,她参加过希望工程的很多公益活动,尽可能地帮助有困难的学弟学妹,她觉得自己受到社会如此关爱,这是对社会最好的回报。大学毕业工作后第一个月的薪水,她全数捐献给了希望工程。
  两天后,她就要前往金寨县参加纪念金寨县希望小学建成25周年的活动。她告诉记者,这次去金寨,要和受到希望工程帮助的同学和志愿者一起,商量组建“爱心联盟”的事,还要为“爱心联盟”找一个切实可行的项目。
  中国“希望工程”培养出的第一个博士生张宗友,适值公派到美国工作一年间。在接到记者采访函的第二天,就通过互联网详尽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我1990年9月受到希望工程的资助,当时我在金寨一中读高二。当年,李克强书记到金寨考察,车站就在一中对门。这次考察,催生了后来的希望工程。”
  这位现工作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的学者回忆道:“我家有我奶奶、爸爸、妈妈、妹妹和我。当时农副收入只有桑、麻,所以不敷使用,很艰难。我的家在茅畈村的锦龙生产队。”尽管25年过去,他仍然对曾资助他求学的恩人一一铭记在心,他告诉记者:“我在金寨一中读高二时,受到县希望工程办公室的特别资助。在求学过程中,受到团县委历任书记和省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等诸多师长的关怀和帮助。”
  他认为希望工程对他的帮助,“有两个层面。一是经济上的,的确解决了燃眉之急,减轻了家庭负担;二是精神层面的,希望工程传递了中华民族扶危济困、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传达了党和政府重视教育、关心下一代成长的殷切期望,是二者的完美结合。经济帮助与精神激励,一直是我不断克服困难、力争上游的动力之源。”
  1998年被评为全国“希望之星”的邓磊,2000年7月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成为全国第一个由希望工程救助而升入高校的少年大学生。他家住金寨沙河乡西河村的高牛山上,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去上学。家里孩子多,每天午饭带的都是米饭加咸菜。他是四兄妹里最小的“老幺”,妈妈最疼他,如果家里有块豆腐,妈妈自己不舍得吃也要省给他带饭。但即使这样,妈妈也不舍得给他吃一个鸡蛋,因为鸡蛋是要换钱给他付学费的。“做过乡村民办教师的妈妈认定,没有比读好书更大的事了。”他说。
  如今在安徽一家金融租赁公司担任部门经理的他说:“过去我是大山里的受助者,正是希望工程给了我们平等获取知识的权利,帮助我走出大山,成为自食其力者。我不能忘了大山,我希望能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希望能倡导‘微公益’和‘人人公益’的理念,建议国家设立‘中国公益日’,鼓励所有的人‘各尽天职,共创希望’。”
  
    公开公平公正,公益事业也可以不惧“躺枪”

  1992年5月,安徽省成立了全省唯一的希望工程实施和管理机构——安徽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安徽省青基会理事长曹勇告诉记者,截至去年年底,安徽共筹集希望工程资金4.58亿元,资助困难学生近22万名,在全省援建了希望小学826所。从2005年起,还推出了以困难大学新生为资助对象的“爱心圆梦大学”大型公益活动。
  这项活动公开透明,给每个困难大学新生一次性捐助3000元。“这钱不多,但可以为大学新生买张到学校报到的车票、一套被褥行头,还有头两个月的伙食费,”曹勇说,“困难新生可以自己报名,也可以由学校推荐。经核实审定后获捐,受助人要向捐助人发‘致敬信’,由捐助人最后决定今后是否长期资助。”
  “爱心圆梦大学”甫一推出,就受到农村家庭困难学子和爱心人士的欢迎。但谁也没有想到,半路上杀出个“郭美美”。前几年郭美美在网络上的肆意炫富对中国公益事业造成了很大伤害,眼看着别的大牌公益机构筹款数直线下跌,负责“爱心圆梦大学”大型公益活动的同志也有点担心了:今年还要不要如期举行?是否暂停一年,以免无辜“躺枪”?
  就在他们举棋不定之时,多位爱心人士接二连三将电话打进省青基会:你们今年的“爱心圆梦大学”活动还搞不搞了?我们愿意来捐款。这给了省青基会很大的信心:公开公平公正的公益活动,社会是认同的,不怕无辜“躺枪”。
  “爱心圆梦大学”原定每年筹款4000份,竟然年年超额:2011年,5800份;2012年,7115份;2013年,9740份;2014年,9058份。
  但即使社会如此认同,也并不意味着希望工程就已经十全十美了。完全可以理解,25年前,当希望工程草创之初,它的运作模式和管理经验是如何的从无到有、在摸索和坎坷中如何趔趄前行、逐步完善。如果可以重来,今天的人们一定会做得更好。但要是没有希望工程,社会将要付出怎样的沉重代价,今人绝对无法想象。
  
    专家访谈 “大眼睛”还在盼什么

  如今,在全国每100所农村小学中,就有7所希望小学。
  25年前,希望工程主要面对的是乡村校舍的破败和农村孩子的失学。经过25年的努力,以及国家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入、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农村教育在校舍等“硬件”上的改善,有目共睹。那希望工程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吗?农村孩子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希望工程的转型升级2.0版又该是什么样的呢?
  李西昆(金寨县全军乡中心校校长):这些年,家家户户外出打工,有的能在城里落脚了,举家外出。国家规定农民工子女可以随父母异地入学后,大约有近三分之一的孩子随父母外出了,它对乡村教育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生源的下降,全乡537个小学生,6年级117人,一年级只有60人。加上现在农村青年也不愿意多生孩子了,全乡4个完小、3个教学点,已经没有20名学生的一个班级了。学生数减少,直接影响的是教师的编制和教学的经费。国家的教育经费是按人头拨付的,小学生625元/人,初中生825元/人。老师的编制是和班级数、学生数挂钩的,我们很担心一方面老师不够用,另一方面还超编了。其结果是,音体美的老师没有了。现在全乡小学没有一个音乐美术老师,只有中学有一个美术老师,这是很令人担心的事。我们盼望希望工程最好能深入到全面提升学生素质的领域,组织志愿者下乡,让农村孩子也能上音体美课。
  曾庆浩(金寨希望小学第三任校长):乡村教师“年龄老化”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大多数乡村老师的年龄都在四五十岁。这些年,国家考虑到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教育的实际情况,推出了“特岗教师”政策,以吸引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到农村任教。这个政策是好的,实行“特岗教师”后,很多农村学校第一次有了英语教师、体育教师。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留不住“特岗教师”。我们县不少“特岗教师”不到三年就走人了。去年,全县招6名音体美老师,发榜公布后,只有2人来报到。2013年全县招了21个音体美老师,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我们盼望希望工程能从过去的以改善办学条件为主,转向关注农村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乡村教师的素质提升为主。很多“特岗教师”也确实有实际困难,女教师一个人在山里,到镇上都要走几十里山路。希望工程能不能把“特岗教师”也作为关怀的对象?
  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我认为希望工程应当更多地关注农村的留守儿童。全国农村的留守儿童是个庞大的群体,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有6100万人。这些留守儿童不仅学习上少有督促、辅导,有的孩子还要承担部分农活。如果家里老人有病的,孙子孙女甚至要担任起“逆向监护”的责任。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是一个人人格形成、价值观确立的关键时期,与父母交流的缺失,增大了他们确立正确人生观的风险。建议希望工程组织更多的志愿者帮助留守儿童,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社会、认识世界。
  还希望“微校计划”能办好,“续”上乡村文化的“香火”。我国自2001年开始实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教育部门的资料显示,从1997年到2009年,全国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64所。值得庆幸的是,这项计划在2012年终于被叫停了。农村的小学,不仅是一个最基层的“教育机构”,其实还是乡村文化的中心。农村学堂里传出的朗朗书声,给村庄增添了多少活力。农村邻里有了争执,就找到小学校长给评理;过年了,请学校语文老师写副春联。乡村学校其实起的是传承文化作用。我老家的乡亲来北京走动,他们常常叹息说,“现在老百姓最恨的就是把学校拆了!”我认为希望工程“微校计划”的意义,远远超出给学生上上文化课的范畴,希望社会公众都来支持“微校计划”。
  杨团(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在过去的25年里,希望工程为改善农村的学校教育,确实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儿童的成长,学校教育只是一个重要部分,家庭的教育、环境/社区的教育,可能更重要。我认为未来希望工程应当更关注乡村儿童的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对留守儿童来说,因为家庭教育的缺失就更应该关注社区教育。我们正发起一个“禾趣计划”。因为现在很多农村孩子心里就像长草一样,乱得很,我们的计划就是要让孩子心里长“苗”。它的重点是乡村“社区教育”,要用“快乐公益”和“轻松公益”的方式,通过大自然的环境,来培养学生对农村、对土地、对艺术和对大自然的热爱。现在很多地方鼓励学生好好学习的目的,就是走出大山、再也不要回到大山里去,把学生培养成大城市里的“精英人物”。我认为这个教育走偏了。如果从农村出来的孩子都没有对农村的热爱、对土地的热爱。那乡村的凋敝、农村的“空心化”,就不可避免。我希望未来的希望工程能对农村的孩子进行更多的乡土教育,让农村的孩子更加热爱农村。(文汇报记者 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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